第三百二十七章：高薪养廉（2 / 2）
大致为每位官员每月支取1石。这是官员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。
二是“折绢米”，即以绢折米，官员俸给每年有2个月支取的是折绢米，通常为绢1匹，折银7钱。
三是“折银米”，即以银折米，每年有10个月支取的是折银米。
明代官员禄米俸钞之数，最初确定于洪武五年。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，又重新更定官禄，从正一品每年的俸给米1044石，一直到从九品每年的俸米60石，随之成为一代定制。
明代官俸之薄，堪称历代之最。从俸薪来看，明代与唐及五代相比，显然低了许多。
根据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一书的考察，明代宰相（即内阁大学士）的月俸，还不能达到五代北汉时的一半，与唐代相较，更是相差甚远。
内阁大学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，至于那些下层官员的俸薪就更显低薄。据吕坤《呻吟语》记载，仓官每月的俸粮，只有1石；
驿丞的俸金，一年也只有7两银子。如此低薄的官俸，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门服役人员的工食银，难免导致这些下层官员出现“不足供饔飱”的生活窘况。
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，洪武大帝思来想去只好在常俸之外，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。
尽管在明代尚无“养廉银”之说，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“养廉”。
如今官员津贴，主要有以下三项：一是差旅津贴，包括官员上任时的“道里费”，地方官员朝觐时的“盘费”。
“道里费”的多少及其等次，大致为知府50两银子，知州35两银子，知县30两银子。
地方朝觐官员的“盘费”，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，近的则为50两—60两银子。
二是柴薪银。这项“柴薪银”津贴，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。
举例说明，某人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，一个月内，衙内诸如鱼、肉、蔬菜的开支，共计银子2两余。
这还不包括家眷的生活开支在内。可见，一个地方官员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是每月2两余银子，一年大概需要24余两银子。
这仅仅是地方官员的生活开支，若是在京城，号称“桂玉之地”，百物皆贵，再加之各种必需的应酬开支，官员的家庭消费，明显会高出许多。
京城官员的消费，即使颇为俭朴，也需要每年将近100两银子，若是不加节俭，更是高达每年600两—700两银子。
又据历史上李延昰《南吴旧话录》的记载，稍为普通的读书人，八口之家，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，大致需要花费银子50两。很多初任官员无不陷于困顿的窘境，甚至导致“京债”的盛行。
以某些考中进士留守京师做官的人为例，他们的生计已是相当“空乏”，甚至不得不向他人“称贷”。
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选末职的官员，更是穷困潦倒，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缝度日。为了偿还这笔债务，官员上任之后，除了“剥下”之外，只能“借库银以偿之”。
官员贪贿索赂，甚至盘剥百姓，盖有其因。毫无疑问，无论是穷官、冷官，还是清官，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，仅可称之为“清贫”，实则与普通民众之“贫困”存在着不小的差异。
换句话说，官员生计的清贫，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化，有时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欢“哭穷”的习惯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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